贾宝玉中举后出家，这一行为看似突兀，实则是其性格发展和内心追求的必然结果。
从性格层面看，宝玉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他自幼就对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充满反感，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将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斥为“禄蠹”。在他的世界里，那些四书五经、仕途经济都是束缚人性的枷锁。他与黛玉的爱情，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反抗，他们追求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自由的情感。这种叛逆性格使他无法在封建世俗的道路上长久走下去。
宝玉出家的心理变化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经历了黛玉之死的巨大打击后，他对尘世的留恋已所剩无几。黛玉是他在这个污浊世界中唯一的知己，她的离去让宝玉觉得生命失去了意义。正如他在《芙蓉女儿诔》中所表达的，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悲痛和对世俗的不满。而参加科举，在他看来或许只是对家族的一种交代。他在赴考时的洒脱，“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就已经暗示了他的决绝。
中举后，宝玉彻底了却了尘世的最后一丝牵挂。他完成了家族对他的期望，却也更加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虚伪和腐朽。他深知，即便中举，等待他的也不过是在官场的勾心斗角和家族的尔虞我诈。他不愿被这些世俗的东西所束缚，渴望追求真正的自由和纯净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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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判词来看，“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等，都预示了贾府众人的悲惨命运。宝玉看到了家族的兴衰荣辱，也明白了繁华背后的虚无。他意识到，物质的享受和家族的荣耀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精神的解脱才是永恒的。
宝玉的出家，是他对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的最后一次反抗。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纯净精神世界的追求。他抛弃了功名利禄，抛弃了家族的荣华富贵，选择了一条孤独但却自由的道路。他的离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对封建社会的一种深刻批判。
2．薛宝钗
在宝玉离去后，薛宝钗的心情极为复杂，而她的应对方式也充分体现出其端庄稳重、顺从礼教的性格特点。
从心情上看，宝钗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无奈。她与宝玉成婚，本以为能有一段美满的婚姻，可宝玉心中始终只有黛玉。宝玉出家，意味着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她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书中虽未过多描写她的痛哭流涕，但从“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这一细节，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悲戚。她的痛苦不仅源于爱情的失落，更在于她要面对家族和社会的眼光。在封建礼教的环境下，寡妇的身份会给她带来诸多压力和束缚。
然而，宝钗并未像一般女子那样陷入无尽的哀怨和哭闹中。她以端庄稳重的态度应对这一切。当宝玉说“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罢”时，宝钗只是平静地回应“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她的话语简洁而克制，没有过多的挽留和不舍，展现出她在面对重大变故时的冷静和理智。这种冷静并非是她对宝玉没有感情，而是她长期受封建礼教熏陶，深知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不能随意表露情感。
在应对生活方面，宝钗选择顺从礼教的安排。她继续留在贾府，尽心侍奉婆婆王夫人，承担起家族赋予她的责任。她明白，在封建家族中，女子的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尽管丈夫已离去，但她依然坚守自己的本分，维护着家族的体面和尊严。她没有因为宝玉的离去而自暴自弃，而是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状态，以一种坚韧的姿态面对命运的安排。
宝钗的这种性格特点也与她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有关。她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从小接受严格的礼教教育，深知女子应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她的端庄稳重、顺从礼教，既是她自我保护的方式，也是她在封建制度下生存的无奈选择。她的命运就像被封建礼教编织的牢笼困住，无法挣脱，只能在既定的轨道上默默前行。
3．贾环
在《红楼梦》第一百十九回中，贾环试图卖巧姐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他心胸狭隘、阴险狡诈的性格。
贾环此举的动机主要源于他的嫉妒与贪婪。他自幼在贾府中不受重视，与宝玉形成鲜明对比。宝玉备受贾母、王夫人等人的宠爱，而贾环却常常被冷落，这使他内心充满了嫉妒。他渴望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财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贾府遭遇变故，经济陷入困境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谋取私利的好机会。巧姐作为贾府的千金，在他眼中是可以用来换取钱财的筹码。他妄图通过卖掉巧姐，获取一笔可观的财富，改善自己在贾府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