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顿了一下，我拒接了他的来电，调出拨号键盘，清了清嗓子。
「你好，我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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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社会争议极大。
陆家为我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从我十八岁暑假被堂哥猥亵的报警记录开始，再到二十岁那年周阿勇给拆迁暴发户写下的十万块收据……
无数证据清晰地一一罗列，力图让我的法律责任降到最低。
有关法律伦理的争论也在继续。有人主张「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该杀人」，就有更多人劈头盖脸怒斥「站着说话不腰疼」。
渐渐的，有类似遭遇的人不再沉默。一个、两个、七八个不同年龄的女孩子站出来，举报父亲、老师、上司的猥亵行为。
于是更多关于社会救济制度和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及立法问题的讨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鉴于案件重要性和社会舆论影响，省检察院指定专人阅卷，对案件事实、证据依法全面审查，指导案件办理。
法院两次决定对该案延期审理。
正式开庭是在次年春天。
证人席上坐着一身黑色西装的陆舟、熟知我过往经历的周瑜，甚至还有久违谋面的后妈和林小满。
无数道视线从四面八周向我投来，炙热的、哀伤的、同情的、敬佩的、愧疚的、愤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