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汇款寄出数日后
汇款单已经寄出，但阿娣的心情却变得更加忐忑不安。她的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无法放松。自从她将辛苦赚来的钱寄回家后，一系列的担忧和疑问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无法平息。她不断在想，家中的父亲是否已经收到了汇款，他的腿痛是否有所缓解？家里的债主是否又上门来催债，让母亲和弟妹们再次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如同一群不知疲倦的蚊蝇，在她疲惫不堪的脑海里日夜盘旋，嗡鸣声不断，让她无法安宁。
在工厂那长长的流水线上，阿娣的心情就像被一股无形的重压笼罩着，沉甸甸的，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他的动作变得机械而迟缓，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只是麻木地重复着插件的动作。
然而，他的心却早已飘向了远方的家乡。那里有他熟悉的田野、温暖的阳光和亲人的笑容。他想念着家里的一切，思念之情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几乎无法自持。
就在他沉浸在对家乡的回忆中时，他的手突然不听使唤地颤抖了一下。这一颤抖，差点让他把插件插进了错误的孔位。阿娣心中一惊，赶紧调整过来，但还是被旁边的李姐发现了。
李姐是个严厉的人，她对工作要求极高，容不得半点差错。看到阿娣的失误，她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毫不留情地呵斥道：“阿娣，你在干什么呢？心不在焉的！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想不想干了？”
李姐的责骂声在车间里回荡着，像一把利剑，直刺阿娣的心脏。他的脸涨得通红，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确实分心了，理亏在先，但李姐如此尖刻的话语还是让他感到无比的委屈和难过。
祸不单行，阿娣手指上那个一直未愈的伤口，在车间浑浊的空气、汗水的反复浸泡以及不可避免的摩擦下，炎症进一步加重了。伤口周围的皮肤红肿发亮，像一颗熟透的毒疮，轻轻一碰就钻心地疼。每一次她捏起那些细小的电子元件，都感觉像是捏着一块烧红的烙铁，简单的插件动作，对她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酷刑。汗水流进伤口，带来一阵阵火辣辣的刺痛，让她额头的冷汗和豆大的汗珠混在一起，沿着脸颊往下淌。她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动作变得更加僵硬迟缓。她面前堆积的未完成电路板，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多，这让她的心情更加沉重，仿佛背负着无法卸下的重担。
“苏阿娣！你的手是断了还是怎么着？看看你堆的板子！想不想干了？不想干趁早滚蛋！外面大把人等着进来！”李姐尖锐的斥骂再次响起，唾沫星子几乎喷到阿娣脸上。周围几个老工人投来麻木或略带同情的目光，但没人敢说话。
阿娣低着头，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用尽全身力气加快动作，每一次按压元件，指尖的剧痛都让他眼前发黑。他只能在心里一遍遍默念：忍下去，为了爹的腿，为了家里的债，忍下去……他想起了父亲那条因工伤而无法正常行走的腿，还有家里因为治疗而欠下的沉重债务，这些都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就在阿娣苦苦支撑时，不远处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和更加严厉的呵斥。他下意识地抬眼望去，看到的是同样新来不久、来自川渝山区的女工林秀。林秀身形瘦小，总是低着头，干活时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肩头，像极了阿娣记忆中那个温柔的林秀，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丝怯懦和惶恐。此刻，她面前也堆了几块板子，显然也是跟不上工厂的速度。李姐正叉着腰站在她面前，指着她鼻子骂：“哭！哭有什么用？哭能哭出产量来？动作慢得像蜗牛！这个月工资扣十块！长点记性！”
林秀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掉，她试图用手背去擦拭，但泪水却越擦越多。阿娣知道，林秀的家境并不比自己好多少，她的父母年迈，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家里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林秀曾经告诉过他，她来这个城市打工，是为了给弟弟妹妹赚学费，为了不让父母再为钱发愁。然而，现实的残酷远超他们的想象，工厂的高强度劳动和苛刻的管理制度，让这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年轻工人们倍感压力。
阿娣看着林秀，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和同情。他知道，自己和林秀都只是这个庞大工业机器中微不足道的齿轮，每天都在重复着单调而痛苦的工作。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阿娣在心里默默地为林秀加油，希望她能够坚强起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同时，他也为自己打气，希望有一天能够摆脱这种困境，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林秀死死咬着下唇，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努力想把眼泪憋回去，但泪水还是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她的肩膀瘦削，剧烈地抖动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她的痛苦和无助。眼眶通红，像是被狠狠地打过一样。她倔强地抿紧嘴唇，不让哭声溢出来，但那强忍的屈辱和绝望，像无声的潮水，瞬间淹没了阿娣。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同样笨拙，同样被斥骂，同样被克扣着用血汗换来的、本就微薄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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