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冲突后的数日，深圳的天空似乎也感受到了那股压抑的气氛，连绵的阴雨无休无止地倾泻而下，仿佛要将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冰冷的水世界中。黄干事的报复，就像这连绵的阴雨，悄无声息地渗透进阿娣的生活，一点一滴地侵蚀着她的精神和肉体。
阿娣原本在工厂的插件岗位上工作，虽然工作强度大，但至少对流程已经相当熟悉，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然而，就在冲突发生后的几天，她突然被调离了这个岗位，转到了流水线末端的“打包封箱”工位。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是将组装好的整机，也就是那些笨重的CRT显示器外壳，从流水线上搬下来，然后套上沉重的泡沫垫，再塞进硕大的瓦楞纸箱中，最后用宽大的塑料打包带勒紧封箱。
每一个动作都需要爆发性的力气，而阿娣那件本就单薄的工装，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很快就被磨破了。她的肩膀和手臂上，被那些棱角分明的显示器外壳压出了深红的印子，火辣辣地疼。更糟糕的是，她那受伤的手指在搬运和用力勒紧打包带时，承受着巨大的撕扯力。原本只是红肿发炎的伤口迅速恶化，开始渗出粘稠的黄脓，边缘的皮肤发白发皱，每一次触碰都带来钻心刺骨的剧痛。
阿娣的生存空间本就艰难，她每天都要面对长时间的加班和高强度的劳动，而黄干事的报复让这一切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她开始怀疑，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她渴望能够逃离这个无休止的噩梦，但现实却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她牢牢地困在了这个岗位上。她只能咬紧牙关，忍受着这一切，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丝曙光。
紧接着是工时。加班表上，阿娣的名字后面，原本记录的加班时间被黄干事用红笔随意地划掉几个钟头。“记录有误，以实际考勤为准。”一句轻飘飘的解释，就将阿娣的血汗时间抹去。当阿娣攥着皱巴巴的加班记录小纸条（他偷偷记下的）去找黄干事理论时，对方只是坐在办公桌后，翘着二郎腿，剔着牙，斜睨着他：“苏阿娣，你一个打包的，要那么多加班干什么？厂里效益不好，加班名额有限，懂不懂？再啰嗦，这个月全勤奖也给你扣了！”冰冷的威胁像一盆冷水，浇熄了阿娣最后一点争辩的勇气。
食堂的刁难也变本加厉。轮到阿娣打饭时，掌勺的胖师傅仿佛和黄干事通了气，勺子在他那缸清汤寡水里搅得更深，捞起的菜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偶尔，黄毛那群人还会故意撞翻他的搪瓷缸，看着汤水洒一地，发出刺耳的哄笑。宿舍里，气氛也降至冰点。黄毛等人对他视若无睹，甚至故意把脏水泼到他床铺下的杂物上。夜晚的鼾声、说笑声，都刻意地放大，将他隔绝在无形的围墙之外。
恶意如同冰冷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将阿娣紧紧包围、挤压。身体的疲惫和手指伤口的溃烂，加上精神的孤立与屈辱，让他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扔在角落、正在慢慢腐烂的木头。他咬着牙，拖着灌铅般的腿往返于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之间，像一具麻木的机器。打包封箱的动作因为手指的剧痛而变形、迟缓，引来线上组长新的呵斥。他只能把头埋得更低，用尽全身力气去完成每一个动作，汗水混着脓血，浸透了肩头磨破的工装，留下深色的污渍。
就在阿娣感觉自己快要被这无边的黑暗吞噬时，一缕极其微弱的暖意，悄然降临。
一天深夜，加班结束。阿娣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最后一个回到307宿舍。宿舍里鼾声依旧，他爬上吱呀作响的上铺，黑暗中摸索着，想喝口水。手指触碰到枕头边，却摸到一个冰凉的小瓶子，还有一小团用干净手帕包着的东西。
他心头一跳，借着窗外微弱的路灯光线看去。小瓶子上贴着褪色的标签——“红药水”。手帕里包着的，是半块白面馒头，还带着一丝微弱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