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南昌墎墩山的考古发掘现场，当考古人员清理海昏侯墓西侧车马坑时，一件造型独特的银质器物逐渐显露出真容——一只回首张望的山羊纹银当卢镶嵌于漆木车马器之上，表面的鎏金层虽已斑驳，却难掩其灵动之态。这件器物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汉代贵族车马制度提供了实物例证，更揭开了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经过多年修复与研究，这枚银当卢终于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其独特的造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解读汉代文明的一把钥匙。
一、身世溯源：从西域羱羊到汉家祥瑞
山羊纹银当卢的原型，是生活在中亚高原的羱羊（Capra ibex）。这种体型健硕、长着弯刀状巨角的野山羊，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苏萨古城陶瓶上便已出现。至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羱羊形象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与本土的祥瑞文化相结合，逐渐演变为兼具神性与世俗审美的艺术符号。
海昏侯刘贺的特殊身份，为这枚银当卢的文化内涵注入了复杂基因。作为汉武帝之孙，刘贺自幼浸润于齐鲁文化，昌邑国（今山东巨野）的儒学底蕴在其墓葬中留下深刻烙印——《论语》竹简、孔子徒人图漆衣镜等文物，印证了其对儒家礼制的尊崇。然而，公元前74年的27天皇帝生涯被废后，刘贺从长安贬至豫章（今江西南昌），其政治失意后的精神寄托，在墓葬文物中悄然流露。银当卢被置于车马坑的核心位置，既是实用的车马装饰，也暗含了其试图通过文化认同重塑身份的意图。
更值得注意的是，银当卢的造型与汉代升仙信仰一脉相承。《急就篇》记载：“西方有野羊，大角。牡者曰羱，牝者曰羠。”这种来自西域的羱羊，在汉代被赋予通灵仙界的神性。银当卢上的山羊回首姿态，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引魂升天”图异曲同工，暗示其作为墓主灵魂向导的功能。这种将西域动物形象融入本土信仰体系的设计，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力。
二、形制解码：汉代金银器工艺的巅峰之作
海昏侯墓出土的山羊纹银当卢通高约13.1厘米，宽6.5厘米，采用高纯度银质铸造，表面局部鎏金。其造型为一只站立的羱羊，头部微转，双目圆睁，弯刀状巨角向后弯曲，双耳竖立，颈部短粗，前肢自然下垂，后肢弯曲呈蓄力状。羊的背部有一道长方形凹槽，推测为镶嵌于漆木车马器表面的痕迹。其表面残留有朱砂彩绘痕迹，虽历经千年仍隐约可见，推测原为鲜艳的毛发和纹饰。
雕刻工艺方面，银当卢采用了圆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羊的五官、四肢等部位通过圆雕技法塑造，立体感强；而毛发、鳞片等细节则以浅浮雕表现，线条流畅细腻。例如，羊的耳朵采用阴线刻画出轮廓，眼睛则以圆形凹坑表现，瞳孔处残留有黑色颜料，增添了几分灵动。更令人惊叹的是，羊的羊角采用了透雕技法，五根趾甲的弧度都刻画得极为逼真，展现了汉代工匠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与其他汉代当卢相比，海昏侯墓的山羊纹银当卢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青铜当卢，造型肥硕，强调了羊的温顺一面；而安徽阜阳出土的嵌宝石鎏金当卢，通体镶嵌绿松石，展现了贵族的奢华审美。海昏侯墓的银当卢则介于两者之间，既保留了羱羊的威严，又融入了憨态可掬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这种风格可能与刘贺的个人审美有关，既延续了昌邑王府的庄重，又暗含了其政治失意后的情感寄托。
三、考古实证：破解汉代车马制度的关键钥匙
银当卢出土于海昏侯墓西侧车马坑，这里相当于刘贺生前的车马仪仗场所。周围伴出的鎏金青铜车軎、错银马衔、彩绘漆木车舆等文物，印证了其作为实用器的功能。考古人员发现，当卢表面残留有多次使用的痕迹，漆木车马器表面的彩绘与银当卢的鎏金痕迹相互呼应，推测其生前曾长期置于车马之上，用于宴饮、祭祀等场合。
修复过程本身就是一部科技考古的教科书。出土时，银当卢因长期浸泡和挤压而严重变形，部分鎏金层脱落。考古人员采用乙醇高级醇脱水法，通过置换银质内部的水分，使其逐渐恢复原状。在修复过程中，多光谱成像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不同波长的光源照射，原本模糊的彩绘纹饰在成像仪上清晰显现。例如，羊颈部的羽毛纹理和脚掌的鳞片图案，就是在红外光下才得以完整释读。此外，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彩绘颜料中含有朱砂、石黄、炭黑等矿物成分，与汉代文献记载的颜料制备技术一致。
更令人称奇的是，银当卢的工艺与其他文物形成了互证。例如，主椁室出土的青铜雁鱼灯，其导烟管设计与银当卢的辟邪功能异曲同工，均体现了汉代工匠对实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追求。此外，银当卢与漆衣镜上的孔子徒人图、《论语》竹简等文物共同构建起刘贺的精神世界，既彰显了其贵族身份，又暗含了其对儒家礼制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