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理学在南宋前期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朝廷里主和派占上风，而理学提倡的“气节”“忠义”正好和主和派的论调相冲。尤其是宋宁宗时期，权臣韩侂胄掌权，他为了打击政敌，把理学称为“伪学”，禁止传播，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朱熹被列入“伪学逆党”名单，他的学生们也受到打压，有的被罢官，有的被禁止参加科举。
直到韩侂胄死后，理学才逐渐平反。宋理宗时期，朝廷正式推崇理学，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从此，朱熹的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七百多年。
而陆九渊的心学，在当时并没有像理学那样受到官方重视，但也没断了传承。到了明代，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创立了“阳明心学”，才让心学重新大放异彩，这是后话。
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之争，表面上是“格物致知”和“发明本心”的方法之争，本质上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更新。他们都吸收了佛、道思想的精华，把儒家伦理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形成了新儒学——理学（广义上包括心学）。
朱熹的理学强调“格物穷理”，重视知识积累和道德修养的渐进过程，适合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教育体系的基础。从元代开始，科举考试就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读书人必须按朱熹的解释来写文章，这虽然有利于思想统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思想创新。
陆九渊的心学强调“心即理”，重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心觉悟，对后来的思想家影响很大。比如明代的王阳明，就是从陆九渊这里得到启发，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让心学成为对抗僵化理学的一股清流。
除了思想层面，朱熹和陆九渊的学问对宋代社会生活也有影响。朱熹的《家礼》规范了民间的婚丧嫁娶礼仪，直到今天，某些地区的传统礼仪中还能看到朱熹的影子。陆九渊提倡的“简易”学风，也影响了一批文人，让他们更注重内心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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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领域，理学和心学的争论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南宋时期，书院林立，讲学成风，除了朱熹的白鹿洞书院、陆九渊的象山书院，还有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张栻的岳麓书院等，形成了“四大书院”之说。这些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
朱熹的晚年，在经历了“庆元党禁”的打击后，身体逐渐垮了。但他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在修改《四书章句集注》，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虽然当时理学还被视为“伪学”，但他的学生们还是从各地赶来送葬，人数多达几千人。
朱熹死后，他的学问逐渐被官方认可，地位越来越高。到了元代，朱熹被追封为“徽国公”，牌位被请进孔庙，成为“十二哲”之一，这是古代读书人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中国，还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朱子学”学派，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思想资源。
陆九渊比朱熹早去世十几年，淳熙十四年（1187年），五十四岁的陆九渊在任上病逝。他去世时，学生们也是痛哭流涕，据说“市人巷哭”，连老百姓都为他掉眼泪。陆九渊的学问在当时虽然没有朱熹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他开创的心学传统一直流传下去，直到王阳明时期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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