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崇礼得知李清照的案子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不公。他想：李清照告夫虽是事实，但张汝舟本就是罪有应得，岂能让才女因仗义执言而身陷囹圄？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向高宗皇帝进言，陈明李清照再嫁的无奈、张汝舟的险恶用心，以及李清照告夫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请求皇帝法外开恩，赦免李清照的徒刑。
綦崇礼在奏章中写道：“清照不终晚节，卷进家讼，甚为可惜。然张汝舟欺君贪墨，罪有应得。清照告夫，虽违伦理，实乃为民除害，为己脱厄。伏望陛下怜其才、悯其遇，赦其刑罚，使才女得免牢狱之苦。”
高宗皇帝此时正忙于稳固南宋政权，对这种家务事本不想多管，但架不住綦崇礼等大臣的再三进谏，又念及李清照的才名，最终下了一道谕旨：“李清照告夫属实，然其情可悯，着免其徒刑，准其与张汝舟离异。张汝舟欺君贪墨，革去官职，流放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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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谕旨一下，李清照总算逃过了牢狱之灾。拿到离婚判决书的那天，杭州下着蒙蒙细雨。李清照站在窗前，看着雨丝打湿庭院里的芭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她憋了太久，从再嫁的悔恨，到婚变的痛苦，再到告状的决绝，如今终于得以舒展。
张汝舟被削职流放，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而李清照，虽然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却也因这场风波受尽了世人的非议。有人骂她“晚节不保”，有人笑她“识人不明”，连一些昔日的朋友也对她避之不及。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李清照没有辩解。她知道，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女子竟敢主动休夫、告夫，本就是对礼教的挑战，必然要承受世俗的压力。她只是将所有的悲愤与感慨，都写进了词里：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zé měng）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首《武陵春》，道尽了她当时的心境——国破家亡之痛，夫死再嫁之悔，婚变离异之辱，种种愁绪，竟连小小的船儿都载不动。
这场风波过后，李清照彻底断了再嫁的念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整理丈夫遗着中。她在杭州、绍兴等地辗转流离，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心境却愈发豁达。她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古讽今，表达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不满；她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将个人的悲苦升华为乱世中无数流民的共同哀愁。
她的词风也因这场变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期多写闺阁闲情、夫妻恩爱，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沾衣透”；后期则多写国破家亡、身世飘零，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种从婉约到沉郁的转变，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折射，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到了晚年，李清照终于在临安定居下来，靠着替人抄书、卖字画维持生计。她将赵明诚的《金石录》整理完成，并作《金石录后序》，详细记述了夫妻二人搜集金石的艰辛与乐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亡夫的思念和对过往岁月的追忆。
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在临安悄然离世，享年七十一岁。她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的繁华，南宋的动荡，有过琴瑟和鸣的幸福，也有过再嫁婚变的屈辱，但无论顺境逆境，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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