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政治视角审视,《大只讲》的创作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在全球化和标准化的双重挤压下,方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粤语列为"脆弱语言",而树科这样的创作正是对抗语言灭绝的文化行动。诗中"啲水噈唔可能咸晒"可以读解为对方言命运的隐喻——海水不会全部变咸,正如人类语言不应被单一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语言市场"理论指出,方言使用者往往处于象征权力的底层,而《大只讲》通过将粤语提升为诗歌语言,完成了对象征资本的重新分配。这种努力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的但泽方言写作、西西里的方言诗人伊格纳齐奥·布蒂塔的实践形成跨时空呼应。
诗歌结尾的"不宜噈通通自己讲埋"堪称神来之笔。在清明时节(传统文化中与祖先对话的时刻),诗人暗示某些话语应该保持沉默——这种对"不可言说"的敬畏,恰恰彰显了诗歌的本质。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此获得方言诗学的诠释。树科通过粤语特有的"讲埋"(说完)与"不宜"形成的语义张力,达成了对语言界限的探索。这种探索与北岛《沉默》中的"我不相信"异曲同工,但更具本土文化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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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只讲》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实验,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代性困境: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为何反而陷入更深的失语?诗中"唱唔出嚟人心"的慨叹,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命题形成互文。树科的回应是回归方言——那个未被完全规训的语言故乡。这种回归不是怀旧,而是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面向未来倒退着飞翔。
回望中国新诗百年历程,从胡适倡导的"白话诗"到当代"口语诗"运动,语言的解放始终与思想的解放同步。《大只讲》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语言解放应该包含对语言多样性的尊重。在普通话写作占据绝对主流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如同一个小小的异托邦,证明诗歌永远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舌头。也许正如诗中所暗示的:当所有"大只讲"都沉寂时,那些用母语低声吟唱的歌谣,反而最接近人心的真相。
《大只讲》最终超越了一首方言诗的局限,成为文化抵抗的符号。它告诉我们,诗歌的先锋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对语言权力的重新分配上。在这个意义上,树科的创作与爱尔兰诗人希尼挖掘"沼泽"的隐喻、与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坚守"橄榄叶"的立场同样珍贵——他们都是用诗歌保卫即将消失的语言家园,在标准化浪潮中守护最后的方言飞地。当海水日益变咸时,这样的诗歌如同淡水泉眼,滋养着人类文化的生态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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