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数周后
日子在流水线永无止境的“哐哧——哐哧——”声中，被切割成模糊而重复的片段。阿娣感觉自己正一点点变成流水线的一部分，一个会呼吸、会流汗的插件机器人。手指上被元件扎破的伤口，在汗水的反复浸泡和粗糙工装的摩擦下，非但没有愈合，反而红肿发炎，稍稍用力就钻心地疼。每一次捏起细小的电阻电容，都像捏着一粒烧红的炭。
他强迫自己更快些，再快些。眼睛死死盯着放大镜下那些迷宫般的小孔，手指在物料架和电路板之间穿梭，努力跟上那仿佛越来越快的传送带节奏。李姐的哨声和斥责如同悬在头顶的鞭子，稍有迟疑，冰冷的“扣钱”、“加班”便劈头盖脸砸来。汗水浸透的工装贴在身上，冰冷粘腻，如同第二层皮肤。车间里那股混合着焊锡、松香、汗臭和劣质塑料的浑浊气味，已深深侵入他的肺腑，变成呼吸的一部分。
午休的食堂，是另一个小小的战场。廉价的水煮菜寡淡无味，漂着几片可疑的肥肉，米饭依旧硬得硌牙。阿娣端着缺口的搪瓷缸，排在长龙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掌勺的胖师傅眼皮都没抬，勺子在他那缸白菜汤里随意一搅，带起的汤水几乎全是清汤寡水，几片蔫黄的菜叶沉在缸底。
“下一个！”胖师傅不耐烦地催促。
阿娣默默接过，找了个角落坐下。胃里空得发慌，那点汤水根本填不满高强度劳作消耗的窟窿。他拿出包袱里仅剩的一个硬邦邦的杂粮饼，掰了一小块，用力嚼着。饼子粗糙剌嗓子，带着娘花村泥土的微涩气息，成了此刻唯一能下咽、也唯一能慰藉乡愁的东西。阿妈烙饼时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仿佛隔着一个世界那么遥远。
“哟，还自带干粮呢？苏北佬就是会过日子！”一个刺耳的声音在旁边响起。黄毛端着堆了尖的饭菜（显然他深谙食堂“生存之道”），一屁股坐在阿娣对面，油亮的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讥笑。他故意把筷子敲得叮当响，目光扫过阿娣破旧的搪瓷缸和手里干硬的饼子。
阿娣低着头，加快了咀嚼的速度，脸颊火辣辣的，只想快点离开。
“苏阿娣？啧啧，这名儿，”黄毛不依不饶，声音故意拔高，引得旁边几桌也投来好奇的目光，“听着跟个丫头片子似的！你爹妈咋想的？盼闺女盼疯啦？”周围响起几声压抑的嗤笑。
阿娣攥着饼子的手猛地收紧，指关节泛白。胸口的工牌硬硬地硌着，上面印着的“苏阿娣”三个字，此刻仿佛成了公开处刑的标签。他猛地站起来，搪瓷缸里的汤晃荡着溅出几滴，落在灰扑扑的工裤上。他没看黄毛，也没看任何人，端着缸子快步走出了食堂，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哄笑声甩在身后。胃里那点可怜的汤水和饼子，此刻翻江倒海，灼烧着脆弱的胃壁。羞辱感像冰冷的钢针，扎得他浑身发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