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娣攥着饼子的手猛地收紧，指关节泛白。胸口的工牌硬硬地硌着，上面印着的“苏阿娣”三个字，此刻仿佛成了公开处刑的标签。他猛地站起来，搪瓷缸里的汤晃荡着溅出几滴，落在灰扑扑的工裤上。他没看黄毛，也没看任何人，端着缸子快步走出了食堂，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哄笑声甩在身后。胃里那点可怜的汤水和饼子，此刻翻江倒海，灼烧着脆弱的胃壁。羞辱感像冰冷的钢针，扎得他浑身发冷。
加班，成了常态。所谓的“保底两百元”，其基础是完成远超正常负荷的“标准产量”，而这标准，如同悬在头顶、永远够不着的月亮。稍有懈怠，或是新手速度跟不上，就只能靠延长被压榨的时间来换取那点微薄的“加班费”。下工的铃声不再是解脱，往往意味着另一段更漫长、更疲惫的煎熬开始。惨白的日光灯下，传送带再次启动，疲惫不堪的身体被强行驱赶回工位。眼皮沉重得要用火柴棍撑着，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手指的伤口在重复的机械动作中不断被撕扯。时间在这里被无限拉长，每一分钟都像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
深夜，当加班的铃声终于再次响起，阿娣几乎是拖着身体挪出车间的。双腿如同灌满了铅，每一步都异常沉重。回到307宿舍，里面鼾声、磨牙声、梦呓声交织。他连爬上那个吱呀作响的上铺都异常困难，手脚并用，喘着粗气。铁架的冰冷透过薄薄的褥子直刺骨髓。他瘫倒在床上，连脱掉汗湿工装的力气都没有。身体像被彻底掏空，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深入骨髓的酸痛。手指的伤口在黑暗中隐隐作痛，提醒着白天的屈辱和艰辛。
昏暗中，他摸索着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张早已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边缘破损的纸条——娘花村的地址。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厂区路灯昏黄的光线，他辨认着那熟悉的字迹。写信？这个念头无数次在脑海中盘旋。他多想告诉阿爹阿妈，他平安，他找到工作了，很快就能寄钱回去……但此刻，连抬起手臂都觉得是酷刑。更现实的是，他身无分文。一张邮票，在这里是能买两个馒头的“奢侈品”。疲惫和窘迫像两座无形的大山，将那封报平安的家书，死死地压在心底最深处，动弹不得。
在沉入昏睡的边缘，阿爹扶着老棉树、几乎站不稳的佝偻身影，阿妈在村口撕心裂肺的哭声，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还有收购站里沉重的棉花包，供销社玻璃柜后王丽华那鲜艳的毛衣和不解的目光……故乡的一切，在疲惫和绝望的滤镜下，竟也镀上了一层虚幻而温暖的微光。
他攥紧了那张纸条，粗糙的纸面摩擦着受伤的指尖，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这痛感让他稍微清醒。他不能倒下。那“月薪两百元”的承诺，是阿爹腿上可能换来的好药，是阿妈眉头可能舒展的一丝希望，是家里那越滚越大的债务雪球可能融化的唯一温度。他像一枚被抛入湍急河流的硬币，在命运的漩涡中沉浮，边缘沾满了汗水的咸涩和伤口渗出的、微不可闻的血腥。他必须沉住气，沉到水底，用尽全身力气，去够那枚沉在河床、象征救赎的硬币。
明天，流水线依旧会准时轰鸣。而他，必须像一个真正的零件一样，再次把自己严丝合缝地嵌入那冰冷的齿轮组中，在巨大的咬合力下，艰难喘息，等待那枚沾着盐与血的硬币，有朝一日能滚落到故乡干涸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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